中華民族在其曲折而漫長的發展進程中，雖歷經磨難，然自強不息，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創造出了許多為世人所景仰的奇跡。中國明清古典家具無疑是其中的優秀代表之一。飲水思源，中國明清家具的輝煌，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當時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結果，是中國幾千年古典家具文化積淀發酵的結晶。因此，我們在描述中國

明清古家具輝煌之前，有必要簡要的回顧一下中國幾千年家具發展史。

家具：從遠古走來

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商周時期當為家具的初始階段。眾所周知，中國在商周時期便已進入了著名的青銅器時代。由于當時科技不發達，人們很迷信，多把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希望，寄托于上天的佑護。因此，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祭祀活動便占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而禮器，自然成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器物。其實，有些禮器雖是青銅的材質，但已備早期家具的雛形。比如，這一時期的“俎”和“禁”，就分別代表著用來宰殺牲畜并置放“犧牲”的案子及放置酒器的臺子。 當時人們的起居習慣為席地而坐，家具制作非常簡陋，日用器物兼有家具的功能。

進入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人們的生存環境得到了明顯改善。與前代相比，家具的制造水平也提高很快，出現了像魯班這樣的能工巧匠。相傳，鋸子就是由魯班發明的。冶金技術的進步，使煉鐵技術得到快速發展。鋸、斧、鉆、鑿、鏟、刨的出現，使木材加工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變革。

這一時期家具總的特點是呈低矮型，出現了完整的供席地起居的低矮型家具。家具較低矮，無固定位置，可根據不同場合而派作不同的陳設。家具的功能性不斷加強，同時兼有禮器的功能。漆家具是這一時期的主流家具，除了沿用傳統的漆繪、油彩、針劃、貼金銀箔、鑲銀等工藝外，還出現了戧金、堆漆等工藝。有的家具漆飾后，還配以鎏金銅飾件，顯得更加華貴。 但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家具的類型還比較簡單，主要的家具品種就是幾和案。由于當時人們還習慣于坐或跪于地上，所以幾、案都比較低矮。床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床的出現，使人類的生活起居方式有了明顯的改變。從河南信陽關出土的彩繪大床上，我們似乎隱隱約約還能看到當時楚國家具制造的某些特點。屏風的出現，至少不應晚于床。因為，早在西周時期，就有了使用屏風的記載。

秦統一后，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封建國家。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使秦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比如說，規模龐大的阿房宮，就是秦始皇大興土木的一個標志。遺憾的是“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當年的輝煌已不復存在，我們只能借助于史料記載和文學作品，去想象當時的盛況。

漢人的起居方式依舊是席地而坐。室內家具的擺設，自然以床和榻為中心。這時候床的功能，已不僅僅是可供睡眠的場所，更多的是人們用餐或交談的所在。這些場景，漢代畫像磚、畫像石上都有記載。其實,床與榻并不是一個概念。床不僅高于榻，而且應比榻寬些。即如床上的帳幔也有其特殊的作用：夏日避蚊蟲、冬日御風寒。既美化了居室，又彰顯著主人的身份。幾在漢代則是等級制度的象征。皇帝用玉幾，公侯們只能用木幾或竹幾，不可錯亂。案的作用也相當大。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案既可作為飲食用桌，又可用來放置竹簡，以便伏案寫作。

隨著與西域各國交流的增多，古代中國與外界相對隔絕的狀態被徹底打破。胡床就在此時傳入中國。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形如馬扎的坐具，在其后的漫長歲月里，竟被我們的祖先發展成可折疊的馬扎、交椅等。更為重要的是，胡床的引入，為后來人們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礎。如果說“席地而坐”還是魏晉以前大多數中國人固有的習慣，那么，至少從東漢時期開始，隨著東西方各民族交流的增加，新的生活方式已逐漸傳入中國。方便舒適的“垂足而坐”，遂為中國人所接受。尤其是魏晉南北朝后，一個更加豐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形態出現了。

盡管漢末至六朝時期，史書所載局面多為政治混亂、戰爭不斷，但這一期間人們的精神生活卻是相對自由和開放的，涌現出了陶淵明及“竹林七賢”。佛教的日益興盛，極大地加快了寺廟的建設步伐。而寺廟中所陳設的用具，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出現了墩、椅、凳等高型家具。遺憾的是，截止目前我們還無法看到當時的家具實物。不過從大量同時期的壁畫、石刻上，我們發現至少在唐代，椅、凳、雙人胡床、墩等家具就已大量出現。而在家具裝飾方面，浮雕配件或繪畫圖案，多少都與佛教有關。

隋朝是短命的，僅僅維持了37年。即便是在家具方面，也沒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東西。

家具的真正繁榮是在唐代。長時間的戰亂，使人們的生活熱情在和平降臨后空前迸發。在“貞觀之治”和其后的“開元之治”期間，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從而為唐代家具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需要指明的是，唐代的家具雖然渾厚、豐滿，尤其是豪門貴族所使用的家具，在裝飾上華麗無比，出現了復雜的雕花、大漆彩繪，但工藝技術和品種方面則變化無多。從唐代敦煌壁畫上，我們除了可以看到鼓墩、蓮花座、藤編墩之外，還可以見到形制較為簡單的板足案、曲足案、翹頭案等。文人士大夫多追求素雅潔凈，所以，這一時期的立屏、圍屏多素面無飾。床榻類變化無多，因襲上代形制，多是箱式床、架屏床、平臺床、獨立榻等。這一時期是席地坐向垂足坐，低型家具向高型家具發展轉化的高潮期。傳統的席地起居習俗逐漸被廢棄，垂足而坐日益流行，家具形態出現了由低矮向高型發展的趨勢。

晚唐至五代，士大夫和名門望族多以追求豪華奢侈的生活為時尚，許多重大的宴請及社交活動都請繪畫高手加以記錄，從而無意中給我們考察研究當時人們的生活環境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形象資料。其中，五代畫家顧閎中筆下的《韓熙載夜宴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畫面向我們清晰地展示了五代時期某些家具的使用狀況。其中有直靠背椅、條案、屏風、床、榻、墩等。

從10世紀晚期開始，宋王朝便展開了它經濟發達、城市繁榮的畫卷。宋時高型家具已相當普遍，高案、高桌、高幾也相應出現。“垂足而坐”已成為固定式姿勢，中國人起居生活方式的變革由此而告一段落。城鎮世俗生活的繁榮，促使高檔宅院及園林大量興建，打造家具以布置房間成為必然的選擇。這一切無不為家具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宋以及稍后的遼、金，歷時三百余年。在此期間，家具發展經歷了一個高潮。高檔家具體系已建立并完善起來，家具品種愈加豐富，式樣愈加美觀。比如，僅桌類就可分為方桌、條桌、琴桌、飯桌、酒桌以及折疊桌等。值得一提的是宋代還出現了中國最早的組合家具――“燕幾”。這是一種成套的按比例制成的大小不同的幾，共有3種規格、7個單件，可以變化組合成25樣、76種格局。人們可根據人數的多少，任意組合。“燕幾”可以說是世界家具史上最早出現的組合家具。宋代的椅具已經相當完善，后腿直接升高，搭腦出頭收攏，整塊的靠背板支撐起人體向后依靠的重量。圈椅安有圓靠背，以適應人體曲線。胡床經改進后，便形成了交椅。幾類在此期間則派生出高幾、矮幾、固定幾、直腿幾、卷曲腿幾等多種形式。宋代家具在總體風格上呈現出挺拔、秀麗的特點；裝飾上承襲五代風格，趨于樸素、雅致，不作大面積的雕鏤裝飾，只取局部點綴以求畫龍點睛的效果。

相對而言，元代立國時間比較短。統治者采用的又是漢制，所以，不僅在政治、經濟體制上依舊沿襲宋、遼、金各代，家具方面也是稟承宋制，工藝技術和造型設計上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當西方還在黑暗的中世紀里苦苦摸索、求新求變時，古老的中國封建王朝則滿懷豪情地走向未來。蒙古人的統治終結了，一個更加世俗、更加多樣化的新時代大步走來。

明清：走進新時代

16世紀末至17世紀，當巴洛克藝術在西方世界依然占據主導地位時，東方的中國正經歷著明朝市井文化的繁榮期。在明王朝的后期，尤其自萬歷朝始，社會雖很不穩定，但在離戰亂相對較遠的中國南方地區，卻出現了蘇作家具。

起初，蘇作家具在江南地區主要采用當地盛產的櫸木為原材料，至明中期以后，則更多地選用花梨、紫檀等品種的木材。特別是經過晚明時期文人的積極倡導和直接參與，這類時髦的家具立即得以風行。

最能說明這一現象的，莫過于范濂《云間據目抄》中的一條：“細木家伙，如書桌、禪椅之類，余少年曾不一見。民間止用銀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韓與顧、宋兩家公子，用細木數件，亦從吳門購之。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而徽之小木匠，爭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妝雜器，俱屬之矣。紈啞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動費萬錢，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裝鋪，庭蓄盆魚雜卉，內則細桌拂塵，號稱書房，竟不知皂快所讀何書也。”

這一段文字至少為我們提供了如下信息：

1、范濂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若以20歲前為他的少年時期，那么他的少年時期應至嘉靖三十九年，即1560年。至少在此之前，書桌、禪椅等細木家具，松江地區還很少見，民間所能見到的只有銀杏木金漆方桌等。

2、松江從莫廷韓（號是龍，萬歷時人）和顧、宋兩家公子開始，才出現了從蘇州購買的幾件細木家具。細木家具可以理解為木材致密、除銀杏木金漆方桌以外的一些品種，其中可能包括椐木（即櫸木）家具，當然也包括各種硬木家具。這里已明確說出細木家具是從蘇州買來的。由此可見，蘇州當時已成為明式家具的制造中心和集散地。

3、自隆（慶）萬（歷）朝始，細木家具得以風行。

以蘇作家具為代表的細木家具，把經久耐用的特點和雋永高遠的審美趣味有機地結合起來，以一種出類拔萃的藝術風貌，成為中華民族文明史中一顆璀燦的藝術明珠。這種家具因產生于明代，時代特色鮮明，故被稱為“明式”。

手工業的進步、海外貿易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等社會因素，促使家具在明末清初達到中國古典家具發展的高峰。明代家具不僅種類齊全，款式繁多，用材考究，而且造型樸實大方，制作嚴謹準確，結構合理規范，逐漸形成穩定鮮明的“明式”家具風格，也是中國古典家具進入實用性、科學性階段的重要標志。這一時期的家具不論是制作工藝，還是藝術造詣，都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家具藝術發展史上最具藝術感染力的精品。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雖然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生產，但從產品上不難看出，只有蘇州地區的風格特點和工藝技術最具底蘊。這種風格鮮明的江南家具，得到了人們的廣泛喜愛。由此可見，人們習慣于把蘇作家具看成是明式家具的正宗，也是必然。

明末清初，社會雖動蕩不安，可家具的發展并未因戰亂而停滯。大量的硬木木料如紫檀、烏木等，得到了上層社會和文人雅士的喜愛。其中，色澤淡雅、花紋美麗的花梨木更成為制作高檔家具的首選。不僅南方的鐵力木、櫸木和北方的高麗木，核桃木等所謂的柴木得到廣泛使用，連適宜于裝飾的黃楊木和癭木以及專做箱柜的樟木等也都被大范圍的派上了用場。而家具的種類，也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豐富多彩。不僅有桌、椅、凳、箱類，還有床榻、柜格、幾案、屏風等。

清朝的統治者，在開國之初以一種既開明又保守的姿態面對一切。體現在家具上就出現了尺寸擴大、形式守舊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柴木家具也是明式家具中的精品。許多柴木家具風格淳樸、造型敦厚，體現出來自民間的審美情趣。在柴木家具當中，尤以晉作為優。河北、山東也不乏佳作，精品不絕。

可以說縱觀整個家具史，在明末至清初這一段時間，以蘇式家具為代表的明式家具，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清代中葉以后，清式家具的風格逐漸明朗起來。清代家具在康熙前期基本保留著明代風格特點，自雍正至乾隆晚期，隨著社會的進步，清代家具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形成了造型莊重、雕飾繁重、體量寬大、氣度宏偉的清式風格。清代家具作坊以揚州、冀州、惠州為主，形成全國三大制作中心，出現了“蘇作”、“京作”、“廣作”等不同的藝術風格。

從家具的工藝技術和造型藝術上來講，至少在乾隆后期，清式家具便達到了頂峰。這個時期的特點是片面追求華麗的裝飾和精細的雕琢，以多求勝。物極必反，過多的奢華達到極至之后，衰落便已露出跡象。乾隆后期的家具除了復雜細密的裝飾，已無更多的創新。

清末由于國力衰敗，加上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戰爭頻繁，各種民族手工業均遭到嚴重的破壞，家具藝術每況愈下，從而進入衰退期。家具生產在嘉慶時期，曾出現了長時間的停滯。從當時皇家造辦處的文件檔案中可以看出，隨著工作量的減少，家具生產規模日益縮小。民間家具多以仿宮廷風格為主，只是愈加簡陋和粗糙，毫無藝術性可言。道光以后，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中國已處在被外國列強任意宰割的階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家具業也隨之結束了它曾經的輝煌。就連光緒皇帝大婚的家具，竟然也都交由民間木器作坊隨意制造，其粗俗、簡陋，令人難以置信。這一時期，盡管京城集中了大批能工巧匠，但所制造的家具多呆板乏力；蘇作家具一掃往日的高雅氣質，變成僵硬、程式化；廣作家具則更多地受到外來家具的影響。獅爪腳、貝殼飾、卷草紋等雖被大量使用，但仍免不了給人以堆砌的感覺。至此，不論以蘇作家具為代表的“明式”家具，還是以廣作、京作、蘇作為代表的“清式”家具，已如明日黃花，完全走向了沒落。

需要申明的是，從清末到民國，中國社會經歷了暴風驟雨般的洗禮，這種歷史巨變也深深地影響到中國古典家具業。自西風東進以后，中式家具受到西方家具的影響，家具日益追求裝飾雕刻，迅速“洋化”起來。如廣式家具幾乎將整件家具都加以雕刻，使不少家具變成了一件件雕刻工藝品。這些家具雕刻精細，式樣新穎，既是地道的中國制造的“西式家具”，也是“洋氣”十足的中國家具。中國傳統的古典家具在受到很大沖擊、產生了較大變化的同時，也創造出了許多新品種。

家具作為社會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必然產物，是藝術的一種物化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證著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藝術風格和哲學觀。家具功能及形態的完善，不僅改變著人們的起居習慣，規范著人們的舉止禮儀，甚至也成了特定歷史時期政治秩序、經濟實力、哲學思想、美學水平、民俗風情等方面的物化表現。從某種意義上講，一部中國家具史，就是一部專題文化史。它從一個側面，實證著整部中國大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