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木家具與建筑、服飾、飲食一樣，都是本土民俗的產(chǎn)物，顯示出獨有的魅力。自春秋至漢代，中國古人在起居民俗中，皆為席地坐臥。以地為席，一般不需要另備椅子。商代甲骨文中雖然有“床”的象形字，但床在當時并不是普通人所用。家具的高度也有限制，以人席地而坐時的視平線為基準，或以雙手活動的范圍為基準，既不能高又不能低。最早的家具，是一種竹編的小方片，名“筵”。

當時，禮制已貫徹到世俗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所謂的禮節(jié)或禮俗。禮俗之中，人的坐姿，最正規(guī)的就是賓主相向而跪坐，也就是先跪下，然后將臀部坐在小腿上，名為“跽坐”。“筵”，就是跽坐時的坐墊。《詩經(jīng)大雅》中說的“授之以筵”，就是請客人于筵上就坐。筵本是原始坐具，為何被列到家具行列，原因就是后來它被升級為榻（木制），或曰“筐床”。漢代的畫像磚中，常常繪有這種矮榻，有單人坐的，也有雙人坐的。榻與后來的床并非一物。有了這種坐具，當然需要承具，即承受、擺放東西的家具了。原始的承具是“幾”。這個“幾”字并非是簡化字，而是象形字。上面一塊平板，兩端有垂直的支腿；也有將平板夾在兩腿中間，呈“H”形的。平板上可擺放禮器、酒具等，古人稱之為“承幾”、“食幾”，也有稱“憑幾”的。賓主入坐，憑幾可以放在身前，也可以放在身后。

放在身前的憑幾如同小板凳一樣，坐累了可以俯伏；放在身后的憑幾呈弧形，類似后來的圈椅靠背，以備入坐后倚靠。因此，這種憑幾有蹄足作支撐。憑幾是為了久坐舒緩身體之用，因而古代的車廂中也常設憑幾。比如，南宋六朝墓中，就曾出土過車廂內(nèi)設有憑幾的陶牛車。憑幾與方凳結合，就演變成我們現(xiàn)在的椅子了。桌椅等高足家具，是席地坐臥之民俗改變以后的產(chǎn)物。曾有人依據(jù)宋徽宗趙佶所繪制的《聽琴圖》上的案幾、椅子，來判斷高足家具是在宋朝才出現(xiàn)的。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我國自兩晉南北朝時，西北民族進入中原地區(qū)后，佛教文化便影響了內(nèi)地，中原地區(qū)的舊有禮制、禮俗多有破壞，使得坐姿大為解放，既可以斜坐，又可以“蚨坐”（盤腿而坐），還能夠“箕坐”（雙腿前伸，呈簸箕形）。而原來的《禮記》中就有“坐毋箕”之規(guī)定，是不準這樣坐的。而且，從兩晉南北朝遺存的壁畫、畫像磚等形象資料來看，道釋人物的坐具禪椅（敦煌莫高窟285窟）、高凳（龍門蓮花洞）、胡床（敦煌莫高窟257窟）等高足家具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在“幾”的平板下加支足，可謂后世家具的母體了。平板若是起沿，下加短腿，取其輕巧，即為“案”。

河南信陽縣臺關楚墓就曾有實物出土。梁鴻、孟光故事中的“舉案齊眉”舉的就是這種案。辭書上的解釋是“小者為幾，大者為案”。這是根據(jù)幾千年的家具史而言，漢代以前肯定不是，不然的話，孟光豈有如此舉案的臂力？桌子確實是“幾”的高足化產(chǎn)物，后世的案其實就是桌子，如書案就是書桌。“幾”加上箱即為柜，漢代就有了。中國漢代以前的家具，很多都能顯示出當時的民俗、禮俗，如屏風一般都設在床前或榻前，擋風的功能很小。遼寧省遼陽市漢墓的壁畫，繪有主客相對而坐在帶屏風的榻上，讓屏風隔開侍者，突出了主人的尊榮顯貴，家具的禮俗性從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國木家具還是本土各民族風俗的融匯物，胡床即為一例。胡床并非是一般意義上的床，而是一種皮面可以折疊的交椅，類似現(xiàn)在的馬扎，但系高足，人可垂足而坐。胡床傳入中原地區(qū)后，影響到木家具的高足化，也啟示了后人，使得后世的造床趨于完備。